“藏礼于器”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“藏礼于饰”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,尽管风格迥异,却都反映了东西方古代先民共通的精神追求,成为承载信仰、界定身份和记录生命仪轨的重要载体。
为何贵金属会成为东西方礼制与精神的载体?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、审美倾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差异?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,对理解文明的传承与融合有何启示?近日,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此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的专访。
中新社记者:东西方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?
任雪莉: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举办的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和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两大展览,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,展现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、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。
这种选择并非偶然,根源在于贵重金属固有的稀有、耐久、光泽闪耀等物理特性,这些特性赋予了它们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力。然而,更重要的是探究不同文明如何将这种物质潜力转化为文化属性。
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陕西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。境内出土的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,同时也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。我们熟知的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钟鸣鼎食”等成语,都体现了商周时期“藏礼于器”的思想。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,是国家秩序与宗法伦理的物质化体现。尽管随着时代变迁,青铜器逐渐从宗庙重器转变为日常用器,但其所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。
在世界的另一端,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,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,也是正式场合的华美点缀。它们满足了服饰的实用需求,同时昭示着佩戴者的社会阶层、官职、财富与权势。黄金珠宝也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,是嫁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婚礼这一人生关键的礼仪场合佩戴,被认为能够趋吉避凶。黄金还被用于献祭圣所,作为感恩的信物,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美满、子嗣昌盛、健康安宁。黄金珠宝也会随逝者一同入葬,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确保灵魂不灭。
由此可见,东西方虽然选择的贵金属不同,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,都将其作为承载信仰、划分等级、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。贵金属因此成为文明秩序的“物化符号”,这一共识是两场展览得以对话的逻辑基础。
中新社记者: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、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不同?
任雪莉: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基础上,东西方文明又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,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间文明的对话。
在使用方式上,中国青铜器主要应用于宗庙祭祀与墓葬礼仪,注重器物组合与空间布局,通过器用制度来彰显礼制规范。西周青铜器上常铸有长篇铭文,用于“纪功伐”、“颂祖德”,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,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。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要功能,花环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等首饰广泛应用于婚嫁、丧葬、献祭等人生仪礼,其使用方式更强调个体身份的即时彰显。
在审美取向上,西方偏爱黄金与玛瑙、青金石、珍珠等宝石的搭配,崇尚华丽璀璨、贴身装饰的美学风格,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。华夏自古尚玉,青铜器虽为吉金,其美学追求却侧重于造型的庄重、纹饰的神秘与铭文的厚重,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。这两种审美取向,折射出东西方对“神圣”与“尊贵”的不同理解。
在制度表达上,希腊化时期,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,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、锡仿制品,其等级划分依据使用者的身份高低。中国青铜器也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,例如列鼎制度,天子用九鼎,诸侯七鼎,士大夫五鼎;天子祭祀用太牢,包含猪牛羊三牲,诸侯用少牢,只有猪和羊。
此外,制度的演进也存在差异。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展现出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,印度宝石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、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,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,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。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、连贯、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,从商周青铜重器,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,再到明清孔庙的成套祭祀铜器,礼乐精神一脉相沿,未曾断绝。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中新社记者:两大展览均以“金”为媒,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,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?
任雪莉: 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与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原本是两个独立展览,前者是本馆的原创展览,后者为海外引进。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,并非简单的同期开展,而是在策展层面的一次再创造,旨在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,使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,从而重塑一个以“追金”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。
这一策划跳出了单纯的器物陈列,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、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。其深层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首先,文明因交融而创新。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。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,各地独特的工艺、宝石材质、神话符号相互渗透,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、西亚镶嵌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共存共生。这充分证明,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,封闭则衰,开放则盛,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。
其次,文明因延续而绵长。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,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、从制度到精神的层层转化。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,仿古铜器延续了三代礼乐内核,祭孔仪式复现了青铜礼器传统——器物、文字、精神代代相承,构成了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。这种连续性,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,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。
最后,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“各美其美”。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开展对话,并非为了评判优劣,而是在对照中同时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。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,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,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,因延续而绵长,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
受访者简介:
任雪莉,女,研究馆员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。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。长期从事青铜器、商周考古与艺术史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工作。近年来共筹备策划大小展览近百项,出版专著3部,分别为2012年线装书局《宝鸡戴家湾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,2015年与2016年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之《戴家湾卷》和《青铜簋卷》。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,参与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,陕西省社科项目1项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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