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丨郭中华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 - pg官网

丝绸之路横跨万里，连接着中原和西域，这条古老的通道上，马匹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象征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马已发展成为中华文化脉络中不朽的精神图腾。

为什么说以马为题材的边塞诗词有效地促进了西域（今新疆等地）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？中国新闻社“东西问”就此采访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、副教授郭中华。

中国新闻社记者：马与古代诗词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？

**郭中华：**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，人与马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其显著特征。从古至今，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，都曾有大量爱马、养马的记载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。从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”，到唐诗中的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再到宋词中的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以及元曲中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……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廊中一个重要的意象。

在文人笔下，马早已超越了坐骑和交通工具的含义，它是一种精神图腾、情感寄托、人生映照；是承载时代脉搏与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；是连接诗人与时代、个人与国家的文化纽带。

中国新闻社记者：为什么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推动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？

**郭中华：**首先，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构建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。

张骞出使西域，丝绸之路正式开通，东西方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，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开启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都记载了“西域出良马”。大宛的“天马”更是成为西汉诗赋咏叹的对象，汉武帝创作的《天马歌》《西极天马歌》等诗歌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“天授神物”，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。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正统的叙事体系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迁徙频繁，西域与中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持续不断。前凉在当地设立高昌郡，中原制度向西传播，同时西域的胡马持续输入中原，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。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曹植的《白马篇》中有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，张华的《壮士篇》中有“乘我大宛马，抚我繁弱弓”等诗句，虽然是泛指，但“大宛马”和“西北驰”的地理指向明确，暗示了在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。

到了唐代，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。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；同时也因为以岑参、高适、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，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。特别是岑参，两次亲身前往边疆，深入西域腹地，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，为后人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。他的诗中如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“平沙向旅馆，匹马随飞鸿。孤城倚大碛，海气迎边空”等，都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。

唐朝之后，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仍层出不穷。宋代的汪元量、陆游，元代的耶律楚材、丘处机，明代的陈诚、吴伟业，清代的蒋平阶、纪昀等，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边塞作品。

在这些涉马边塞作品中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，也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，更成为“帝国威德远播”的文学象征。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；而西域的马种、乐舞和军事活动，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，形成了一个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。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，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美、人文风情独特多彩的西域形象，也得到了成功塑造和广泛传播。

其次，从历史进程来看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。

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，西域的乐舞，如龟兹乐、疏勒乐，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、鼓角之声等，通过诗歌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。宋代沈辽的《龟兹舞》诗写道：“龟兹舞，龟兹舞，始自汉时入乐府。”唐代“十部乐”中，有五部来自西域。诗歌与胡乐的结合，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，还兼具表演性和仪式感，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军营和民间的广泛传播，甚至形成了长安“胡风”盛行的局面。与此同时，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。

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，中原的文化艺术也随之传入西域。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，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，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大量汉文典籍，都是有力的证明。西域地区出现了汉语和“胡语”通用的情况，许多西域各民族的人都能说汉语。魏晋之后，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”。岑参有诗句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河藩王能汉语”，耶律楚材也说“素袖佳人学汉舞，碧髯官妓拨胡琴”。到了元代，更是涌现出大批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西域作家，如贯云石、萨都剌等，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，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、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，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和繁荣。在交通运输、生产贸易、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，都充满了马的身影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。中国的“三大英雄史诗”，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，马同样是穿梭其中的重要元素。

中国新闻社记者：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，马这一文学意象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？

**郭中华：**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，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。马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中，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。特别是对于马背民族而言，他们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。而这些文化特质，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，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。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。

在中原与西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，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，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凝聚着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，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、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，映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。